为考研让道，本科沦为“第二个高三”?

　　用人单位门槛提升，招致少量应届本科生选择考研，一些中央院校变成了“考研学校”，在考研面前，其它教学内容都可以放在一边——

　　“大四第一学期，觉得不比高三轻松多少，高三没背上去的单词，大四都背上去了。”如今曾经在一所211院校读研的王硕通知记者，“大四那一年，比学习自身更煎熬的是内心的压力，一个宿舍飞鸟各投林，有的出国有的找任务，本人要是考不上研讨生怎样办?”

　　依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硕士研讨生考试报名人数达238万人，较2017年添加18.4%，为历年最高值。从2015年的164.9万到2018年的238万，研讨生报考人数阅历了三年连涨。为何会有那么多人选择考研，考研热关于先生、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考研的重要性，不比高考少多少”

　　“大三寒假去实习，用人单位觉得我干得还不错，但是辅导教师还是悄然通知我，想出去必需得有研讨生学历。”往年行将本科毕业的周羽然通知记者，“大四上半年，温习之余我也上网查招聘信息，发现好一点的单位大多要研讨生学历，不论你本迷信校多好，你还是不够研讨生学历的硬杠杠。考研的重要性，不比高考少多少。”

　　用人单位门槛提升，招致少量应届本科生选择考研。238万考研大军中，应届生占131万人，而国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届应届本科生在2014年退学时，总数不过383万人，考研人数占比之高可想而知。

　　“设置研讨生门槛的缘由是很多的，一方面，本科生如今数量太多了，一旦门槛降低，简历投过去的太多，招聘本钱太高，另一方面，假如门槛放低，就容易有各种说情景象，很难处置。”在一家国企从事人力资源任务的陆先生通知记者，设置研讨生门槛还有一个缘由，是由于一些中央关于招聘应届生的落户要求所限。

　　现实上，比照历年考研人数可以发现，考研人数并非逐年都在下跌。从2007年到2009年，研讨生报考人数从128.2万降至124.6万，从2013年到2015年，研讨生报考人数从176万降至164.9万。

　　“那时分很多人都出国了。”在2010年时本科毕业的苏女士通知记者，“我本科的那几年正好赶上人民币贬值，出国本钱也降上去了，大家争着考雅思。”赶着“留学潮”出国的苏女士回来发现，留先生的身价降低了，在失业市场上并不一定比国际硕士吃香。“很多学金融的同窗，出去念个硕士回来终点是柜员，国际硕士入职也是柜员起步，两下相比，出国花了那么多钱，就显得不值当了。”

　　在考研面前，其它都可以让道

　　“高考时，高中教师和家长都只在意分数和大学名望，读什么专业变成了主要成绩，更别说做好职业规划，想让本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在什么中央任务生活。”本科在中部某省就读的徐媛媛通知记者，进入大学后她才发现，本人的专业在外地并不好失业，也短少在外地开展下去的人脉资源，所以方案考到在京院校去。

　　为此，徐媛媛给本人定了一个作息工夫表，“从早上7点开端到早晨11点熄灯，每个工夫段做什么都设计好，针对数学、英语和专业课都有不同的进度表。”与高三时代不同的是，不再有教师辅导和家长催促，甚至没有课堂授课。“本人学，里面也报班。”与高考不同的是，考研专业的录取名额和考生可选的意愿数量都远远少于高考，“都是看不见的人在全国不晓得哪个角落里，正在和你竞争着，这种背对背的觉得并不好。”

　　韩女士是往年107万名往届考生中的一员，她考研的目的只要一个，换专业，换职业。“我本迷信的工程类专业，但失业后发现，本人并不合适从事相关职业，职场竞争力也不高。”她计划考管理类专业的研讨生。

　　高校云集的北京、上海、南京和广州四城，不断是考研的抢手城市。与高考不同，考研并非按生源地分配目标，而是放开考试，所以考研者汇集中报考兴旺省市的院校，便于在外地失业。以北京为例，往年全国报考北京招生单位的考生为322897人，占全国考研人数的八分之一以上，较2017年添加33402人，增幅到达11.5%。报考上海市45个招生单位的有18万考生，而在上海参与考试的考生只要6万余人，也就是说，大局部报考上海招生单位的考生是从其他省份考来。这也加剧了不同区域之间研讨生教育的“冷热不均”，而一些中西部省份的中央院校，也变成了“考研学校”，考研成了先生“走出去”的时机。在考研面前，其它内容都可以为此让道。

　　大学变成“后高中”，学习内容“应试化”

　　“头两年，我还要求一下先生，后果班长也找我，辅导员也找我，最终我也只能通融了。”在一所中央院校从事专业课教学的张教师坦言，本人曾经对本科生在专业课课堂上温习考研内容“见怪不怪”了，张教师的课程布置在本科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很多先生只是点名时答到，其他工夫根本不低头。“我的课与考研内容有关，先生只学和考研有关的，和考研有关，学校不开的课他们出去学，没关的，学校开了也不学，让我有种在高中教副科的觉得。”

　　在成果上，张教师也无法做过多要求，由于一旦期末判卷严厉了，平常点名多了，就会有先生找来说“分数太低影响保研”。在教学上，他也无法让先生做更多理论性作业，“一说分组做理论课题，先生们就一脸不快乐，觉得耽搁了他们的温习工夫。”到了后来，张教师发现，就连学校也尽量不在大四第一学期过多排课，由于那时分是考研冲刺阶段。“研讨生是考上了，但专业才能还是没掌握，到了任务岗位上，用人单位会发现，很多孩子有文凭会考试，但职业才能跟不上。”

　　大学变成“后高中”，学习内容“应试化”，带来的影响不局限于学业自身。有在高校从事先生任务的教师向记者表示，本来丰厚校园生活的先生社团正在出现“短命化”。“大一第一学期招了重生，第二学期社团就申报换届了，由于大二年级的社团干部要退上去预备考研。后果社团活动永远只要大一重生和大二的新干部，难以传承上去。”即使学校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催促先生参与各类文体活动，但也只要大一重生会呼应。“先生会的吸引力，抵不上公告栏里的考研讲座，先生也就得到了在大学阶段参与社会理论锤炼的时机。”

　　考研热的面前，毕业生年龄过大，理论才能缺乏，也在影响着用人单位。“过来招本科生，都是22岁毕业，年岁尚轻一张白纸，但如今普遍都是二十六七岁研讨生毕业进入任务岗位，给用人单位留上去的培育工夫无限，过两年到30岁很多人就要成家了。”陆先生说，“还有就是定级成绩，研讨生定级比本科生高，转正当前通常要定副科，但很多基层单位没有那么多职数。”

　　这些状况，王硕也在思索，“会不会等我们毕业了，研讨生也多了，大家又争着去读博士呢?这样下去，什么时分是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