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些学者十分喜欢举引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的《中国印刷术的创造及其向东方的传达》一书，来证明东方学者也以为古腾堡活字印刷术来源于中国的观念。实践上，卡特在其书中并没有明白做出结论断定古腾堡印刷术直接来自中国，他只是罗列了古腾堡印刷术有能够遭到中国影响的状况，以及该创造在欧洲呈现的社会条件与技术根底。他在书中还专门强调：
我们不可以为以上所提及的人物（指包括毕等人在内的中国与朝鲜的活字创造者与运用者，引者按），都一定就是欧洲印刷创造者的直系祖先；特别是前面三位创造和改善活字的人，似乎属于旁支，他们和欧洲印刷创造者的关系，与其说是祖先，不如说是堂兄弟。
之后，卡特又十分明白地指出：
在远东的胶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和欧洲的印刷创造之间，终究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很难置答的成绩，但就现有的证据来说，回答能否定的。毕的活字一直不曾广为盛行，到元代与欧洲发作亲密接触以前，简直完全为人置于脑后。运用木活字时，正是和欧洲的接触最频繁的时分，但关于贸易道路中缀当前和欧洲开端印刷活动以前这一百年的情形，真相不明。
即使遭到中国印刷术影响的朝鲜，在15世纪初叶率先创造字模，用金属活字少量印书，也不能证明古腾堡印刷术来源于此，“迄今并无标明两者有关系的证据”，由于，“就我们所知，在那个半世纪内，欧洲和远东简直全无交通可言。”随后，卡特又谨慎地总结：
不过如今要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朝鲜的活字印刷与欧洲的活字印刷没有直接的关系，还嫌过早。另一方面，如今还没有发现足以明白证明两者有关的证据，在我们掌握正面或背面的证据以前，我们必需扫除成见，不作定论。
卡特这里的提示与警惕并非绝响，荷兰学者戴闻达（J. J. L. Duyvendak）在书评中，对卡特的研讨及中国印刷术也有很多惩处与赞誉，但他最初同卡特一样供认，“欧洲印刷术果传自西方耶？日今尚无的确不移之证据……”事先翻译为中文的Carlton J. H. Hages所著《近代世界史》亦以为，虽然印刷术最早创造于中国，并传达到日本和朝鲜，且有一定能够会传到欧洲，“14世纪，时在远东的欧洲旅客和商人当然会看到或听到印刷的书籍”，但“印刷的技术能否由亚洲传到欧洲，还没有的确的证据，西欧仿佛独立地创造了印刷术”。然后，该书又长篇描绘欧洲活字创造的条件和大致情形，其中在谈及古腾堡时说：
印刷术的创造者，由使用印板至制成活字印刷术真正的创造实践的过渡时期的历史不得而知。有普通人说第一个制造和运用活字的欧洲人，是一位科斯忒（Lourens Coster），荷兰哈连姆（Haarlem）人。但是，我们真实只能晓得，约在1450年时，有一人名叫古腾堡（John Gutenberg），在德国的马因斯（Mainz）城内一间印刷店里使用活字，也只能晓得这个新技术的最后为人所知的出品是教皇的“免罪证”及一册《圣经》的译本。
中国学者亦有持相似见地的。陈叔谅（陈训慈）在《西洋通史》里写道：“欧洲15世纪印刷之创造，其所得于中国者如何？尚待详加考订。”陈书以为德国美因茨人John Gutenberg“始用活版印书（1450）”，到15世纪末，“罗马有印刷局，16世纪时则盛行于欧洲各国。”有国语教科书亦持相似立场，“中国的印刷术创造得很早”，唐时就曾经创造，北宋毕又创造活版，之后“渐渐传到本国如日本、高丽。”“至于西洋印刷术，同中国的关系，虽不非常明白，但是大致可以说：西洋的印刷术是遭到中国的影响的。”稍后的沈子复参考了卡特著作，他异样以为：欧洲印刷术的创造一定遭到中国的影响，但详细传达中介、途径及后果尚不清楚。
但是，卡特等人的慎重和保存态度并没有发扬多大的作用，他这本著作还是被当作论证古腾堡印刷术滥觞于中国，或受中国活字印刷术启示的威望论著，广为中国学者举引和有意有意的误引。异样状况亦见之于他们对培根、马克思关于“三大创造”阐述的歪曲解释与运用。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中曾言，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创造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相貌和状况都改动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飞行方面；并由此又惹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斗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反动家马克思则更是豪迈指出：
#p#分页标题#e#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创造。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翻开了世界市场并树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迷信复兴的手腕，变成对肉体开展发明必要前提的最弱小的杠杆。
培根与马克思的这两段话，为1949年后的印刷史学者、文明史学者及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常常援引，作为论证中国三大或四大创造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威望证据。
现实上，不论是培根，或是马克思，都未把这三大创造的专利权归于中国人，甚至前后文都是在谈欧洲的迷信技术，基本未提及中国，更未把这三大创造与中国树立联络。从其阐述理路推断，他们显然以为是欧洲人创造了这三大技术。但这两段话的很多援引者，尤其是印刷史、科技史的书写者，都歪曲了培根和马克思的本意，将这三大创造之前加上定语“中国”或许由中国传达到欧洲的，甚至武断地举引为培根和马克思以为中国的这三大创造如何如何。更有一般学者宣称：“经过中外学者多年来的潜心研讨业已证明，对世界史有如此重要意义的上述四项伟大创造都完成于中世纪时期的中国。”
经过这样的记忆打造工程，毕是活字印刷术的最后创造者、古腾堡印刷术来源于中国、中国三大创造经由马可波罗、阿拉伯人或蒙古人西传到欧洲这样的认知，逐步在坊间盛行，某种水平上也成为鼓励中国人骄傲感与自暴自弃、追求古代性的思想武器，绵延不已，迄今不绝：“考印刷之术，肇自我国，隋唐间已有之。”“综而言之，则我国创造最早，而今则一无提高。印刷术固如是，他亦何独不然？……虽然，同胞，同胞，能永此掉队，而不自强乎？自强之法，在乎努力迷信……”“要使（印刷技术）落后的中国走上迷信化的小道，这是我们以后的责任。”
因而，近代中国的印刷史书写者往往以昔日的辉煌反衬昔日的落寞，经过感慨中国后来不若西洋来表现民族主义心思，激起国人自励和努力：
印刷术的衰败，关系民族文明、国度盛衰至巨，实不应默然视之……“印刷是提高之母”，想要文明衰亡，国度贫弱，迷信昌明，工业兴旺，不能不着重印刷术啊！（李常旭：《印刷术与文明》，《东南实业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0月1日，第48-49页）
一些知识分子更是对中国近代的印刷术反有西洋传入的状况，感到“十二分的耻辱和警觉，中国是创造印刷术的国度，但是昔日的中国印刷术落后到如此境地……我国印刷界的人士，该当如何的急起直追，恢复我们中国固有的荣誉呢？”
类似言论在事先的印刷史书写中可常常见到，其意图均是希望给予读者安慰和鼓舞，发扬光大中国固有的印刷文明。像张秀民之所以立志研讨中国印刷史，即因有耻于卡特代中国人写中国印刷史，以及他要亲身为中国光芒、悠久的印刷术作史扬名的想法。这种民族主义的书写诉求，亦十分分明地表现在近年来中国学者鼎力保卫活字印刷术创造权的阐述中。其实，之前刘麟生所译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能在1957年被原封不动影印出版，吴泽炎重译的《中国印刷术的创造和它的西传》，于1957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不嫌反复地出版，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创造及其影响》在1958年2月由威望的人民出版社出版，再加受骗时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为包括印刷术在内的中国科技成就鼎力背书，都反映或配合了事先中国的认识形状与新的国度政权建构的需求。如时人之言：
卡特和张秀民的书，给了我很多知识。不只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所创造，而且活字印刷术也是中国人所创造。中国人曾经应用造纸术和印刷术少量印书的时分，欧洲各国仅能用笔在羊皮上誊写《圣经》。从明朝开端，中国的迷信技术才逐渐落后于欧洲。读了这些书，可以进步中华民族的骄傲感、自决心和使命感，激起起卧薪尝胆的雄心壮志。这些书是很好的停止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王益：《总序注重印刷史的研讨和学习》，上海新四军历史研讨会印刷印钞分会：《中国印刷史料选辑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第3页）
综合上述内容可知，在很多状况下，与其说历史书写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中的叙说，为单纯的史事记载或存真记载，毋宁说它们是文明工程与载道工具。正如伯克之言，“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说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进程。相反地，它是由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制度所支持的一个世界观的表现。”关于忧世伤生、历经磨练的绝大少本着网络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提倡所有人共同协作，编写一部完整而完善的百科全书，让知识在一定的技术规则和文化脉络下得以不断组合和拓展。 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书写常常是有大义存焉的叙说政治，不但让他们可以从过来的历史中吸取光荣和自暴自弃的思想资源，还可以经过一系列的编排组织与书写，让中国找到在过来及当今世界的地位，取得自信和复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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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某些状况下，此类行为或可被视为一种对立和挪用东方霸权的“弱者的武器”，它有着激烈的理想关心与适用性、无效性，广为人们承受和运用。像在近代耐久剧烈的中中医论争中，包括印刷术在内的所谓中国三大创造传播到欧洲的故事，就成为一些人保卫西医合法性的奥援：
中国之所以发作中国的医学，和西洋之所以发作西洋的医学，全然有其不同的中央环境和物质条件在。从历史上看，中国一切而西洋所无的学术，不只是医学，指南针，而西洋何尝自有？首先有的乃是中国，却不由于中国独有而腾笑万邦，转是万邦从中国学习了去，用在飞行上，占取最次要的位置。印刷术西洋何尝自有？首先有的乃是中国，却不由于中国独有而腾笑万邦，转是万邦从中国学习了去，用在文明上，占取最次要的位置。火药西洋何尝自有？首先有的乃是中国，并不由于中国独有而腾笑万邦，转是万邦从中国学习了去，用在作战上，占取最次要的位置。整个的西洋文明都导源于中国，并不腾笑万邦，为什么轮到了医学，会要腾笑万邦呢？（张忍庵：《医学之空间性及其新旧观》，见苏州《国医杂志》第3期，1934年春季出版，第15页）
此处的阐述自然难逃“西学中源”论的窠臼，但显然，这样的阐述意图不再是像晚清那样为方便学习西学寻觅借口，以增加保守派的压力，而是为了维护西医的合法性，不得不从历史中寻觅论证的资源，展示的是时人面对内在文明霸权弱小压力下的焦虑，乃至感情上的一种为难认同弘扬中国过来的辉煌和影响，却又自愿供认如今中国的每况愈下与技不如人。为改动这种情形，他们希望经过“记忆政治学”（memory politics）的操作，重温或建构国史上的荣光，惩处中国历史上的原创创造，发扬史学经世的作用，来唤醒民族的自决心，复兴民族肉体，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或可说，他们不是在开掘历史中的真实，而是在阐释被他们视为“真实”的历史，在诠释中同时停止自我反省、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乃至企图将之付诸理论。对他们来讲，历史真实与诠释规范、价值判别不可联系，历史知识不只是对“真实”的再发现，亦是对理想世界所做的再诠释和重新规划。故此，阐发历史的真实并非为这些学者的终极目的，最重要的标靶，乃是阐收回来的这种“真实”，能否经世致用、能否对当下的社会理论有意义，这往往才是最优先的考量。如名学者陈垣的“夫子自道”：“史贵求真，然有时不用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度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陈垣后来还补充道：“凡成绩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讨不以为陋。如氏族之辩、土客之争、汉回成绩种种，研讨出来，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
的确，如某些实际家所提醒的，历史书写不是中性和通明的，而是充溢认识形状与品德判别的行为，是对一定头绪下知识与权利互动的描绘，它制约着我们表现过来“真实”的效果，亦即历史的“真实”必需仰赖书写来出现，无法内在于历史书写的形式和战略。关于中国印刷史和古腾堡的叙说和诠释自然不会例外。实践上，古腾堡是谁，他创造的是木版活字或是金属活字，究竟是不是他创造了活版印刷术，什么工夫创造了印刷术，活版印刷术的真实技术状况如何，与木版、雕版印刷作用有哪些不同，形成的影响与中国印刷术对中国形成的影响有何差别，这些成绩虽然重要，且不时有人触及与考掘，但是，这并不是大少数人的真正书写意图。相较起来，许多人真正在意与追求的，乃是取得阐述和参与的权利，将古腾堡和欧洲印刷史同中国印刷史接榫，替中国印刷术尤其是毕的活字版创造找到地位，阐发其理想意义，进而为中国在过来和当下的世界中找到位置，为学习东方的印刷古代化和中国应该参与全球化进程找到立足点中国创造的印刷术（或三大创造）既然能使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自然也能引导中国走上古代化之路。如在1919年写成的《建国方略实业方案》中，孙中山就基于印刷术之于知识普及、社会文明提高的重要性，特意将印刷工业作为工业古代化想象中的一个方面，加以高度强调：
#p#分页标题#e#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应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求，人类非此无由提高。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知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中国民族虽为创造印刷术者，而印刷工业之兴旺，反甚缓慢。吾所定国际开展方案，亦须兼及印刷工业。
可以看出，从普通知识分子，到影响大局的政治首领，在中国社会完成印刷古代化均是他们关注和追求的目的，其诱因之一则为中国是印刷术的最早创造者这样的历史认知。
职是之故，近代中国的印刷史书写者，后来不但武断丢弃了就古腾堡谈古腾堡、谈欧洲的历史书写形式，还迅速延续与深化了对中国印刷史和欧洲印刷史停止比拟联络的书写形式，他们希望透过回溯或重构“真实的”中国印刷术开展史，辅以适宜的叙说战略以工夫差距来补偿空间错位、以历史中介的传达能够表征实践到达的传达效果，孜孜以求古腾堡印刷术同中国活版创造的类似性及承继性，描写或暗示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经过提醒印刷术关于欧洲近代社会的宏大作用，从而凸显中国创造的伟大和应该持续追求印刷古代化的必要性，这其实是一种古代性视野左右下的“‘价值’优先下的‘现实’重建”，恰巧照应了后古代论者所谓的“历史（历史书写）是人们或民族发生他们认同的方式”的悬鹄，正是在如此临时不时的消费、复制与传达、承受进程中，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四大创造被塑造为昔日中国人的个人记忆。
吊诡的是，当近代中国的印刷史书写者在积极建构古腾堡印刷术同中国的关系、急于追求印刷古代化之时，焉知不是在参与另外一种古腾堡神话的打造和复制？由于潜藏在这样的建构和追求下的前提，就是在去头绪的状况下，以线性的历史观及化约论思想，复杂比照中西印刷术，将古腾堡印刷术的作用笼统化，大而化之地以为中国的木版印刷技术不如古腾堡的活版印刷技术，所以有力促进中国的印刷古代化，从而严重无视和大大低估了木版印刷技术在中国与近代欧洲所起的宏大作用及招致的社会效果，有形中也夸张了古腾堡印刷术的意义。
暂且不论欧洲不断存在的，关于古腾堡能否确实为活版印刷术最后的创造者、何时创造这样的争议。实践上，东方历史书写中的古腾堡神话亦可被视为一种后设叙说（meta-narrative）与被创造的传统，或像周启荣教授提示的，初期的古腾堡印刷术具有很多缺陷，十分消耗铜和劳力，即使是古腾堡印刷术被大规模运用后的近代欧洲，木版印刷还少量存在，广为印刷商采用，由于木版印刷在很多状况下，尤其在插图、图像、美术品印制等方面，都远比古腾堡印刷术和后起的照相版为方便、适用，且更具美感。此种状况直到19世纪当前，相关的物质装备与技术改造进一步完善之时，木版印刷技术始逐步淡出欧洲乃至世界印刷舞台，古腾堡印刷术才所向无敌。饶是如此，就像晚清教会杂志《格致益闻汇报》的一个读者“丹徒何宾（左侧有“山”字笔画）生”的疑问：
石印、铅板书籍，藏之年久，字迹率多模糊。仆取书箧中旧本，实有销退者。中国木板则无此弊。当用何法刷印而得不变耶？
面对这一既是技术又是文明的成绩，《格致益闻汇报》编者也做出了一个聪明的答复，并没有直接回应各种印刷方式的优劣，但为铅印和石印技术停止了辩护：
无论笔誊、木板、石印，皆须纸墨两佳，乃字迹历久不灭。今各书坊石印、铅板纸墨多不精良，致使数年之后，字迹模糊，无足怪也。藏书须择枯燥地，又以汞绿二防虫蛀，则万卷楼头无忧浸患矣！
进而言之，与活字印刷术相比，除了方便廉价之外，如钱玄同当年曾指出的，在印刷比拟冷僻的中文字之时，铅字模中多无其字，“强使刻之，率大小不一，字体地位不匀，且点画之间，多有谬误。”所以木版印刷依然有其优势：“若欲仔细刻书，木版既不可必得，则求其次，石印可也。盖如今印刷局所言之字，多就普通时下文章所通用者，且字体一遵《康熙字典》，俗讹之体，杂出其间。”
饶是如此，正似王森教授曾指出的，我们对印刷术在传统中国所起的正面作用也不能估量过高，在近世中国其实还存在诸多反印刷和主张焚书的阐述，但这些声响“历来未被正面讨论过”，而处于印刷时代的我们也有意有意在以明天的目光缩小了印刷文本在明清中国社会的普及度与盛行性，不但夸张了印刷文本所招致的社会影响，也有形中抬高了抄本及那些反印刷言论的作用。
最初，一如法国文明史家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在对法国大反动同启蒙书籍之关系的探究中所指陈：
#p#分页标题#e#在一定意义上，是大反动“培养”了书籍，而非相反。正是法国大反动赋予了某些特定书籍具有先见之明与可昭法式的意义，在事情发作之后将其精心结撰，追以为大反动的源头。
由此，我们能否也应该诘问：是古腾堡印刷术引发了欧洲的古代化？或是欧洲的古代化培养了古腾堡印刷术？抑或是二者相互作用的后果？
企业海
